艺术当代:南京线索三十年(二)自省:20世纪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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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关乎作品的开枪事件,迫使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仅三天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提前关闭,同时也宣告了现代艺术史上80年代美术思潮十年一个段落的结束,但是它对续写后来的艺术史影响却是深远的,由艺术家杨志麟设计的“不准掉头”的展览海报令人印象深刻。三十年光阴指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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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经历这一场耐人寻味事件的艺术家们便已经意识到对“’85美术思潮”的反思是一种必要的选择,表面看起来接下来的相当长时间“现代艺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对前卫艺术的统称)创作似乎有点拘俗守常、不温不火,而人心萎靡的现象更是在许多当事人的口中均有提及,确切的文字记载能在网络上的某些访谈录中得到印证,无论用何种理由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其中一条绕不开的线索恐怕是:在继承“’85美术思潮”精神的前提下冷静追问“中国十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是否只是演绎了一百年来的西方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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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参与其中的人感到了作为西方文化附庸的窘迫和难堪,因而部分有智者率先开始冷静下来做新的探索,诸如从自身文化背景中找寻艺术精神的现代性依托,反思那种特定时期里亟不可待、一窝蜂的、饱含诸多政治色彩祈盼带来功名利禄所产生的普遍性不稳定的艺术心态,它导致的与艺术相关的其他功能和目标被轻易抽离,功利追求及竞赛含义远远超出了艺术本质的需求,观念上的投机取巧,形式符号上的抄袭,语义含混不清造成了许多艺术作品的乏力、虚弱和苍白,而过度的蛮横与自负又丢掉了艺术批评的意义。 这种困惑与反省的情绪在90年代初南京“艺术与神话”活动的一篇关于“艺术家生活及手记”的文章《重症患者》里有所描述:

“这是一种我过去从未体验过的巨大压力,它来自于Perception(知觉)内部的绝非虚构的感觉限制,如同逃避某种秩序的时空流形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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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来说就是要打破一拥而上、毫无结果、令人不安的局面,艺术家唯有摆脱与艺术无关的世俗纠缠,做到人格上的独立才可具备正常的艺术态度,于安静的思考、质朴的实践中打开个性之门方能实现既定的目标。当然艺术创作不排除作为人生抗争的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意义源于此,严肃的艺术态度往往又会给艺术家带来更大的心理伤痛及其负重感,理想主义与现实无力感的冲突再次加重了这种负荷并引发出极端的情感化个性,面对这些矛盾,艺术家要么坚守希望积蓄力量重新投射到艺术的创造中去,要么割须换袍去如黄鹤与艺术做个了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许多曾具备了才华的艺术家选择了后者,然而当90年代后半叶国内外艺术基金、画廊及策展人开始助力中国现代艺术且开始形成展览、收藏的良好环境时,其中一部分人又去而复返,尽管这种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行为有些许的不光彩,但至少它意味着经过多年历练曾经被边缘化的中国现代艺术慢慢成为主流的创作形式并在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上所述,“’89后”的中国现代艺术的挣扎与突破是需要经历一个曲折痛苦的过程,这种痛苦来自社会信息化和交通便捷化打破了丹纳所言的“种族、环境、时代”论,带有地域性色彩的文化保守主义在世界主要城市中已然褪色,那么它引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现代艺术的普遍性意义与地域文化特性之间究竟怎样产生关系并直面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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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与艺术家之间无疑是一种情感相互依存精神又互相牵制的关系,与文字叙述模式无法避免的直接性局限相比,图像符号既能赤裸裸地铭刻又能掩饰内心欲望。作为另一种媒介,文字尽管扮演着艺术史某个时期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同时也因极大的可疑性干扰或过滤让后来的读者产生错觉,无法看清艺术家全部的“浸泡自我痛苦”的过程,这意味着仍在艺术道路上用图像方式踽踽独行的艺术家需要具备更大的忍耐力与静心术。当现代艺术中一部分因地缘政治或以商业为目的的作品获得名声时,沉静于孤寂创作之中的艺术态度似乎失去了某种关注度,这种长期形成的对艺术创作的误读也是需要厘清的。假如允许我用“静水流深,暗度陈仓”来比喻20世纪90年代的江苏现代艺术现象也许是贴切的。

表面波澜不惊的90年代南京与其他主要城市一样,文化艺术暗流激荡。横跨八九十年代创作的艺术家在南京为数不少,80年代时他们中的许多人穿梭于南京和其他城市参与各种艺术活动。例如在1985年武汉举办的“中国画新作展”和1989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等全国性展览中,包括杨志麟、周京新、朱新建、黄峻、徐雷等在内的南京艺术家的身影均有不同程度的出现。但是在现代主义艺术普遍处于低潮的90年代初期,能够仍然保持创作欲望并突破地域的局限走出南京从事个人或群体展示的艺术家却相对少了许多,遍稽群籍也只有上海1991年展出新水墨作品的“杨志麟画展”以及展出纸上综合媒介作品的“黄峻画展”等极少零光片羽的记载(这时期的艺术活动及艺术家主要集中于南京,江苏其他城市类似影响的活动少有发生,此文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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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似乎无意中呼应了同时期塔皮埃斯版画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出、广州大尾象工作组在当地的有效活动、北京新生代的首都艺术展以及西方“红门画廊”在中国的落户等,南京探索性的展览、诗歌朗诵会、地下实验音乐等活动也逐渐以各种方式登场表演传达思想,这里我列举的主要是关于艺术方面的活动,比如由管策、黄峻、金锋策划,陈孝信任学术主持并联合其他五位艺术家参与展出的“8人’91艺术作品展”(1991年)在南京和常州的亮相,可以算作90年代江苏在北京“’89现代艺术展”后从材料形式到内容表达双重选择上最早一次熟思审处的集体活动,它是当时国内“综合材料风格艺术”最有规模的一次展示,并有陈孝信、李小山、张晴、顾丞峰、李宏等撰写的评论场刊发表及组织座谈会等诸多有关事宜相辉映,策展上的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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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由王林策划的“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南京站展”(1991年),由黄峻、管策、金峰策划,在江苏省美术馆展出的“艺术与神话——江苏现代艺术展”(1993年),朱明个人作品“朱明大地艺术《天问》”(1993年),王成、罗荃木、沈敬东参与展览的“新面孔展”(1994年),金峰、黄峻、管策、王成、沈其斌、张立明、张达、周啸虎等艺术家个人生活及艺术笔记《艺术与神话》资料出版与全国性的传递活动(1994年),陈孝信策划的“’95时段——不再与记忆有关展”(1995年),“95时段·突围”参展的艺术家有王成、沈敬东、罗荃木、吴翦(1995年),在南京博物院举行的江苏画刊二十年邀请展(1995年),黄峻的“诱惑,来自早晨醒来后的第一个想法”工作室开放日(1995年),茅小浪主持的“开放的语境——’96南京艺术邀请展”(1996年),陈孝信策划的“边缘视线第一回展”(1996年),王林策划的“都市人格展”(1997年)等活动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江苏南京现代艺术“前仆后继”的写照。90年代展览中的作品展示的既是那个时代的“现实”,也是现在的“历史”,当年艺术家们用作品反映的不仅仅是自省后对创造力的渴望,更是希望从作品中解读出自身对“’89后”艺术重新启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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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神话 — — 江苏现代艺术展”开幕及座谈会现场

艺术作品对艺术史来说不仅仅是对时间线性的一种连接,更是区块文化间的一种镶嵌与融合,这样对艺术创作者个体的综合素养就有了一定要求,艺术家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手艺匠人,他们需要通过作品表达对所处世界的看法,一定量的阅读和行游的储备才具有能力对环境做出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审视包括90年代后期展览中出现的新生代艺术家作品,除了少数个人及群体活动思路清晰,展出的作品从内容和形式较有深度与个性鲜明外,大部分都还停留在相对焦虑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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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积极地看待那个过程,我们至少可以从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了解到西方现代艺术样式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在缩小,而中国文化精神的彰显在作品中逐渐有了回归,这种历史、文化的拼接感一直停留在“’89后”艺术家创作的意识里。如果说需要反思的话,这或许是在历史责任感召下对身份缺乏认同感的焦虑导致短暂性“负薪救火”式的“事与愿违”,那个时期的许多作品形成了心理学上所谓的“APK”(展示知识综合征)现象,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生搬硬套也印证了艺术家对自身创作缺乏应有的信心,这种错位带来的孤寂感暗合了那个时期艺术家特殊的经历和心路历程,缺乏明确的自我目标和理论支撑使得八九十年代时期大部分艺术家的创作处在强烈的撕裂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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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困扰过西方艺术家的身份焦虑症同样也适合中国,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中就揭示了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世界中所处地位的担忧,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

“着迷的人啊:如何才能让两个选出的词
和谐地达成韵脚”

诗人里尔克在诗中也试图用戏剧性的文字控制思考者与事物间不稳定的关系。

众所周知,艺术创作首先正是基于每一个人内心的原始冲动并执着于影响他的那个文化背景使其转化成具有生命形态的实物过程,这个过程是由“选择”和“牺牲”作为代价的;换句话说,从作品的深层意义上解读它的确折射出作者对所处世界的看法。文化背景通常是整体的也是朦胧的,它对个体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感觉具体表现在艺术创作对内容、形式、材料的把握和选择上,甚至包括绘画中笔性的急缓、转回,以及装置、行为艺术中的制作工艺身体语言等诸方面,这些都暗藏了时代文化、科学技术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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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笔此处我们有必要提到:社址总部设在南京并在第一任社长索菲领导下的江苏美术出版社1987年重点推出的由黄峻策划,黄峻、顾丞峰任责任编辑,杨志麟、冯忆南、赵青为装帧设计,常宁生等为主要译者的“外国现代美术理论丛书”首本《艺术、自然、自我/克利日记选》的出版,以及后来陆续出版发行的《现代艺术的意义》《国际艺术家访谈录》《超越现代主义》《当代艺术》《艺术巨商——卡斯蒂里与现代艺术》等书,还有黄峻策划的《’89—’92中国现代艺术》《欧美现代艺术》,以及索菲先生本人策划的“批评家丛书”、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交替之时由顾丞峰策划的“国外后现代艺术丛书”等介绍世界现,当代艺术理论和中国艺术现状的书籍,对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整体性上处于创作瓶颈且理论上又缺乏基石的中国现代艺术犹如“久旱逢甘露”,为江苏乃至全国那段时期的艺术创作能够摆脱困境正好起到了开示及转承作用。应当记住的还有那本’85美术思潮时期格外活跃的《江苏画刊》在刘典章的主持下对国内外诸多新艺术予以的足够关注,比如对新生代艺术、政治波普艺术、江苏综合材料艺术、中国装置、行为艺术、国际艺博会、双年展等展览活动及时性的报道也为推动中国现代艺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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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被系列推出的中外现代艺术出版物标志着当时的江苏南京不仅仅是艺术创作上的重镇,还是一座较创作相比在影响力方面更具深远意义的现代艺术出版物的先驱城市。作为历史上的古都,南京有着帝王的霸气也有亡土的伤痛,长久以来,这里的文学艺术作品既呈现“夫惟石头虎踞,曾撼秦皇霸气”的英雄豪迈与苍凉,也饱含“尘暗宫花粉黛愁”式的隐忍;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这里既是一份厚泽今人的遗产,同时也带来思维定式的束缚。肩背传统的负荷,如何在创作脉络中既贯通其精髓又融入对当下世界的理解,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很难,尽管环境对于新艺术形式的出现有着先天性的不足,但经过许多人共同不懈的努力,在充满保守、排外、僵化的文化生态里代表融合、突破、个性的现代艺术能在南京发生发展确实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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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知道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艺术创作的自由是相对的,它无法抽离创作者的生存场域和知识背景。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由既需要用理解和勇气来实现,又要借时代做承载,如同骨组织中有机质和无机质的关系一样相互作用。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出生更早的艺术家在他们艺术生涯的初期就被集体无意识的创作所戕害,80年代前或再早些时候社会意识形态的禁锢使得艺术上创作的个性自由无从谈起,个人风格均被隐藏在集体的面貌之下,作为一种职业指称“美术工作者”也许更为恰当,那个时期参加全国美协、入选全国美展是他们仅有的目标,作品一旦入选美展,评委会专家组成员将帮助完成修改使其符合某种标准。

被长期压抑的集体无意识惯性在开放初期的这部分艺术家的作品里阴灵难散,出于迷失又无良剂可寻,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艺术家决绝地进入西方艺术史中找寻出路就不足为奇了。一旦他们发现努力的结果只是成了异域文化的陪衬而希望仅仅剩下一个泡影时,处境就变得有点尴尬,从留存至今的作品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见微知著,假如我们把这种所谓尴尬称作使命感下的代谢物也似乎“誉不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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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展览活动中生于70年代的艺术家加入,这种解不开的“心结”在其作品中渐渐散去,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更少背负使命,在他们眼里艺术创作是一件孤独、私密、个体化的事情,或者干脆就是一场卡通式的生存游戏,它折射出时代教育在知识结构重组与新旧交替上的变化,新的美学体系和价值观予以他们的说服力比责任感要大得多。这种差异性智慧的走向显然已与他们的前辈分道扬镳,上述情形发生的资料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南京的部分展览活动中均有案可稽,像陈孝信策划的“生于70年代展”,陈孝信、吴翦策划的“宽容与个性展”,沈敬东策划的“百年、百人、百家姓艺术邀请展”,顾振清策划的“人与动物:唯美与暧昧”等活动中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对“游戏伤害、青春挽歌”的迷恋就是最佳佐证。

南京的现代艺术能够完成从萌芽、开花到结果这一过程,重要的原因莫过于有一批试图抵御地缘文化并修正一种观看之道、建立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方式的人。我们知道一座城市的灵魂来自文化,而文化的多元化性格又与灵魂修复的能力相关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融汇新旧、贯通古今、求索不止的能力本身就暗藏着一座城市的性格、性别与年龄。一切历史的存在都是为了分享经验,我们坚持当下又是为了确保历史能被真正地分享。正如著名艺术家、评论家约翰·伯格说过的:

“生存的绵延不是一个长度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度和密度的问题。”

艺术家的个体创作如同在历史的荒野上行走,拥有清醒、孤寂、接纳的智慧正体现了生存的深度与密度,对这体验得越深就聚集得越密,它催化裂变,使得自我可以变得强壮、丰富、深刻而具未来感。同样的道理,当这一切足以构成城市文化主体中的要件时也就拥有了面对未来不可预知性的信心和逆转的活力。

将近30多年后重提20世纪90年代的南京现代艺术,我们是否还有勇气扪心自问:“当人类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他(艺术家)却能始终以童贞来抗拒这种成熟,打碎这种成熟……”(《选择的批判》)。如今,履历“后现代艺术”惊魂甫定,又一轮被称之为数码性书写的时刻已经汹涌而至,新的挑战已然出现,知识结构重组将比我们想象的更迫切,以往艺术被理解为政治文化、宗教精神、命运游戏的启蒙性载体,面对铺天盖地的新媒体阻断对经验的追问预计也将是颠覆性的。

艺术当代:南京线索三十年(二) 自省:20世纪90年代

文 / 黄峻

来源:《亚太艺术》第一辑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 主办

ArtThat, 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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